贵州省仁怀市搭建乡村选才用才大舞台 村里来了

王明容读大学时，常听到老师叮嘱：一定要注意着装，对得起自己站的讲台。她有一次素面朝天地走上讲台，被指导老师骂了一顿，从此每天化淡妆。

可是她学到的这些，到了村里就全掉了个个儿。

张滔大学毕业7年了，算是个“老社会人”，但回到老家村子工作后，发现自己依然是个新手。

自2020年年初以来，贵州省仁怀市开始实行“大学生村官体验计划”。“真正为村级换届选好干部，为乡村振兴育好人才。”仁怀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儒亮说。如今已有近2000名大学生在从小生活的村子体验过村官生活。这群年轻人也学着以不一样的身份和视角融入熟悉的村庄。

碰撞

刚开始在村里工作时，王明容还是按照当教师时的习惯，穿着黑白搭配的套装。因为在吃药调理身体，她手里还常常拿着保温杯。

没过几天她就察觉到了异样：跟村干部一起到农户家走访时，如果她穿着白色衣服，村民会把座位上的灰土吹了又吹、抖了又抖，然后才请她落座；聊天的时候，村民还小心翼翼地看她的脸色。

保温杯则“雪上加霜”。来了客人，庄户人家总是客气地一人倒一杯水。王明容婉拒：“不用了，我有保温杯。”话一出口，她感觉空气中有一丝尴尬；主人家给她倒的水一直孤零零地放在桌上，又添了一分尴尬。她注意到，没有哪个村干部带着保温杯走访农户。

22岁的王明容去年师范专业毕业后，在仁怀市市区一家培训机构任教，但她工作没多久就辞职备考事业编制，希望到离自家村子不太远的乡镇找一份教师工作。回家后，王明容听说村里急缺会用电脑的年轻人，当时她已经考完试，于是去村委会报了到。

张滔大学毕业后在外闯荡了几年，后来因为要照顾家人回到村里。村里的干部找到他，邀请他到村委会工作，于是张滔成了一名储备干部。张滔村里的情况跟王明容所在的村类似：村委会人手紧张，干部年龄出现断层。张滔来之前，村委会除了两名年轻的村干部之外，另外六七名村干部都在50岁以上。他们服务的是7000人的大村，有些力不从心；再加上不熟悉电脑、智能手机App等操作，应对工作更为困难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了解到，村干部年龄偏大、学历偏低是普遍现象，以贵州为例，40岁以下的村党组织书记或村主任占比均不到三成，大专学历以上的村党组织书记占比略高于三成。

赵儒亮表示，该市与假期大学生、待业大学生签订“村官体验协议”，“引流”大学生到村工作，正是为了破解村级组织干部队伍年龄老化、文化水平低、无人可用等难题。

这些大学生大都从初中起就离村上学，他们既是村庄的孩子，也是村庄里的陌生人。要胜任村里的工作，他们还有一段适应的路要走。

适应

王明容把上大一、大二时的衣服翻出来，换上休闲运动装，“自己穿着舒服、让别人看着也舒服”。她把保温杯放下，杯子里的药留到晚上回家再吃，化妆品也不用了。

村里的工作繁多，村干部少、又不熟悉电脑，王明容大部分时间用在村委会整理资料、录入系统。她曾以为基层工作很简单，来到村委会后才发现，村里的工作很细、很杂。

跟村民打交道，是这些“新村官”最容易产生挫败感和成就感的环节。

王明容最近做房屋普查、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等工作，需要村民提供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。她不时会看到村民用警惕的目光看她，以为她是骗子。有一次，不管她说什么，对方就是不相信。王明容只好请村干部跟村民说，她正要给村干部打电话，村民却要求村干部直接打给他。

记者了解了五六个“新村官”的实习经历，他们和村民打交道时没少遇到挫折。就连有六七年工作经验的张滔，也觉得最难的是做群众工作。

张滔在后勤部门工作过两年，熟悉后勤部门的工作性质：繁杂、琐碎。但到了村里，繁杂琐碎的程度比原先增加了几倍。以前，他所在的后勤部门有六七个人，服务医院400多名医护人员；如今在村里，他的同事比以前多了一两个，服务人数则是以前的十几倍。

在县里、市里由不同部门分管的工作，到村里全都汇集到一起。上级部门千丝万缕的线，全从村委会这一个针眼里穿过。张滔形容，在村里“所有东西都揉到一块儿了”。任务扎堆儿或上级催得急的时候，他得忙到夜里一两点。

很多年轻人喜欢把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分开，但这在村里基本不可能。张滔原来在市区工作时，喜欢和同事一起到城郊自驾游。但如今，他除晚上有些空余时间外，基本没有时间出去玩，“随时都有事”——村民有事找他，如果电话打不通就会去他家里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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